神秘宇宙

「人性」存在嗎?如果存在,它從何而來?

「人性」存在嗎?如果存在,它從何而來?

不同於其他動物,人類不但關心自身所在環境的事,更有思考抽象概念的能力。人類對世界充滿好奇心,亦對自身的本質和共性興趣滿滿。在沒有現代科學方法和心理學知識的過去,哲學家們對人性有著各種各樣千奇百怪的臆測。那麼,在二十一世紀二十年代,前緣的科學家又對人性有什麼了解和共識呢?

首先,要討論人性就先要為人性下一個定義。有時侯我們看到他人做出一些兇惡殘忍的行為,我們可能很順口就說那個人沒有人性;然而這顯然不是「人性」一詞的好定義,因為人性不見得一定是正面的。人性的字面意思為人的本性,而更準確的定義應為人類之間普通存在的根本性心理特徵以及行為傾向。所以,如果周遭的人對你做出什麼不好的事,亦請你不要對人類失去信心,認為人性很醜惡,因為某些人會做出卑鄙的行為也不代表此特徵普遍存在於所有人。

那麼人性是怎樣的呢?是好是壞?!

兩千五百年來,思想家們就人性好壞爭議不斷,不同學派的人物都提出各異的論點和論據。在古代中國,主流思想有孟軻的性善論,認為人與生俱來擁有惻隱、羞惡、辭讓和分辨是非的天性;亦有同屬儒家的荀況所提出的性惡論,斷言一切善行都不是人的天性而致。另外,後來也出現了一些略為多元且不那麼粗糙的思想,例如董仲舒的性三品論,認為人有不同的善潛力而善潛力可催生善性(但非必然)等。

而在西方國家,我們亦可看到類似的思想模式。反知識反文明的盧梭認為人類的自然本性是善良的,而惡行均是社會化以及擁有知識的結果。相反,以悲觀主義見稱的叔本華以及某些親基督教的思想家(例如奥古斯丁)則認為人性充滿罪惡以及過多的慾望和惡念。而希臘三哲人中的亞里士多德站在中間,認為人性被發展得宜則是善的,但如果培養不當卻又能使人做出比所有其他動物都更壞壞的行為。

圖一:帥帥的哲學家們,最右的就是亞里士多德

但,話說回來,人性真的存在嗎?

古代的思想家創意無限,這短短兩段的描述顯然未能概括古人的所有思想以及它們的細節。但,從上文可見,這些想法絕大多數都有一個共通點:不當地假定了人類擁有內建的根本性心理以及行為共性。退一步思考,人確實有可能沒有所謂的人性。基於嚴謹的現代科學精神,我們在沒有足夠證據時更應該做的或許是保存懷疑並拒絕盲目接受此前設。

二十世紀初,伊萬巴甫洛夫(Ivan Pavlov)以及約翰華生(John B. Watson)經過一系列實驗發現了一個現時稱為經典條件反射(classical conditioning)的關聯性學習法則。例如在一個實驗中,巴甫洛夫每次餵食狗隻前都刻意響鈴,以此將本來跟食物毫無關係的鈴聲與餵食連結;在數次連結後,他發現居然單靠鈴聲就能讓狗狗分泌大量唾液。不久以後,斯金納(B. F. Skinner)憑藉他們的發現提出了一套操作性條件反射(operant conditioning)理論並掀起了一埸長達幾十年的行為主義思潮。他發現動物(包括人類)除了會自然地對物件們進行經典性條件連結,還會將自身行為與行為的後果連結:假如某自主行為帶來了正面結果,該行為的行為傾向會有所增強;但如果結果為負面,該行為傾向就會降低。

以斯金納為首的基本教義行為主義者繼而對天性論作出質疑並稱人以及其他動物的本質其實沒有任何天性。與提出心靈白板論的西哲洛克觀點相近,他們認為不論是人的普遍性行為和思想傾向或是差異都是條件性反應,亦即是因行為過往產生的後果好壞而衍生。換言之,若硬要說人性存在,那就是它有一個因應與外界互動的經驗而改變行為和思想的學習機制,僅此而已。因此,理論上只要善用獎勵(例如食物、金錢和稱讚等)強化傾向,生物的行為以及思想可被打造成任何型態。而華生亦曾豪言,藉著條件性法則他可以將任何健全的嬰兒在他指定的環境塑造成醫生、律師、藝術家甚至乞丐等不同類型的存在。

可是,師傅,為什麼浣熊寶寶就不乖乖存錢

就這樣,當時由行為主義學派主導的心理學界深信自己已經完全掌握生物的基本行為和學習機制。直到五十年代末,一家銀行想要拍攝廣告,於是找來了斯金納的愛徒凱勒布雷蘭(Keller Breland)和瑪麗安布雷蘭(Marian Breland)並希望他們可以使一隻浣熊在鏡頭前把錢幣投進存錢罐。兩位布雷蘭心想,那可容易啊,要讓動物形成類似行為給它獎勵,一步一步來就好了!可奇怪的是,當實際操作時,他們無論如何努力訓練和「強化」,始終沒能讓浣熊流暢完成這個簡單的動作。相反,浣熊君卻常常無視獎勵,將錢幣握在手心來回摩擦搞個不停,而這個沒有被鼓勵的行為更越來越嚴重。

圖二:野生浣熊在水中擦東西示意圖

這現象嚇壞了兩位布雷蘭,因為這可是徹底違反了他們的畢生所學啊。要知道(尤其是在水中)將東西來回摩擦可是野生浣熊增加觸感分辨食物的方法,他們訓練的浣熊為何不因為獎勵逐漸形成存錢行為,反而不停做「摩擦」這未被強化又像極了野生浣熊的多餘行為呢?!求真精神使布雷蘭們繼續以不同動物研究,並終於在一九六一發表了相關研究結果,痛斥自己恩師的理論明顯不足以解析生物共性的存在,行為傾向也顯然不是如想像般任由經驗塑造。

在後來的日子,無數實驗都指向相同結論。其中最經典的包括哈里哈洛(Harry Harlow)在七十年代初做的猴子實驗。哈洛首先將一群初生嬰猴單獨隔離,再給了每一隻猴子兩個「媽媽」模型:一個單純以金屬絲編成,幼猴能每天從「她」身上得到所需的食物;另一個則是表面蓋上了觸感略似皮毛的絨布的相似模型,而「她」不會為猴猴提供任何食物。按照條件性法則,食物作為一級強化因素應當令猴猴更親近金屬媽(亦即食物源)。然而,小猴子們不但沒有偏愛金屬媽,反而是除進食以外其餘時候都依附在絨布媽身上,而且受驚時也是本能地直奔絨布媽尋求安慰。

來自新達爾文主義(Neo-Darwinism)的啟示

那這些物種中的先天共性又是從何而來呢?

圖三:老早預視到心理學會出現巨變的演化學之父達爾文

過去,人類曾經有過靈魂體三分論甚至是唯心論等等的想法,以為意識為獨立於物理世界的自主存在。然而憑藉認知科學自上世紀中後期的飛速發展,我們經已明白意識只是大腦活動的一部分而且任何精神活動都是基於它對應的生理基礎和機制,大腦皮層各部份的面積、厚度與迴化、荷爾蒙系統以及神經遞質系統等生理因素的種種異常都會對人的心理和行為產生不同的影響。如此一來,各種心理機制(如上文的兩種條件反射)其實與身體組織無異,都必然會因其是否對生存和繁殖有利而被自然選擇(natural selection)揀選或淘汰。換言之,遠古時期的演化環境與適應性問題其實全權掌控塑造人類根本性心理特徵和行為傾向的權力,而那些得以被選擇的心理機制們大量累積成的總和就是所謂的人性。

這也意味人性不可單單以好壞來思考,因為各個功能迥異的心理機制會微妙地在不同場景被啟動並引發獨特的作用和行為。一方面,我們會真誠地關懷血親和友人也甘願花費自己的寶貴資源做某些有利他們的行為,因為這些機制都在演化上帶給了我們重大好處,以致構成與促進相應傾向的基因得以被揀選;就如雌性條紋穹蛛(stegodyphus lineatus)會犧牲自己作為幼蛛的食物和吸血蝙蝠(vampire bat)會反芻救助捱餓的同夥。另一方面,研究指出演化而來的機制也使我們會因自身身體優勢和缺乏資源發展出暴力、濫交、冷漠以及性早熟等特徵,以利獲取(更多)資源與繁殖。

到了今天,科學界對人類本性的研究其實仍在起步階段,我們甚至連人腦大概由多少個心理機制組成也不知道。但,興幸的是人類文明終於首次為人性的來源找到了充分而合理的解釋。另外,全賴愛德華威爾森(Edward O. Wilson)以及勒達科斯米德斯(Leda Cosmides)和她丈夫約翰托比(John Tooby)等演化學家在過去幾十年的努力探索,現時科學界已建立出一套成熟的研究方法以窺探那些神秘的人性模組的形成條件和執行機制;而此方法亦逐漸被應用到各研究範疇(如心理發展、情緒、性傾向、雙性心理、社會性與精神健康等等),不斷擴闊人類對自身的認知。明日可期也!

圖四:是恩愛夫妻也是研究拍檔~ 托比(左)與科斯米德斯(右)

遠在一八五九年,達爾文就在《物種起源》中預言心理學研究會在未來轉向建基於演化理論,此說法在一百六十年後的今天基本上得以應驗。雖然如今人類還未算得上對自身的天性瞭如指掌,但科學界已知悉這些心理機制以及人腦毫無疑問都是演化下的產物,就如人體其他部位一樣。而且不同於以往哲學家們的猜想,人性並不是一個可以簡單定性為善良或是邪惡的存在,更不是一個可被後天經驗任意塑造的白板機器,而是一群複雜而有趣的演化組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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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Readings
Breland, K., & Breland, M. (1961). The misbehavior of organisms. The American
Psychologist, 16(11), 681-684.
Garcia, J., Ervin, F. R., & Koelling, R. A. (1966). Learning with prolonged delay of
reinforcement. Psychonomic Science, 5(3), 121-122.
Tooby, J., & Cosmides, L. (1990). On the universality of human nature and the uniqueness
of the individual: The role of genetics and adapt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58(1),
17-67.
Tooby, J., & Cosmides, L. (1992). The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s of culture. In J. Barkow,
L. Cosmides, & J. Tooby (Eds.), The adapted mind (pp. 19-13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