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ISPR:全體人類的福祉或少數階級的特權

接受CRISPR處理,受精兩天後正處於分裂球期的人類受精卵 (來源:STAT News, OHSU)

基因療法一直是醫學上的聖杯,然而高昂的成本與繁複的技術門檻限制了其在臨床上的應用。直到 CRISPR 的出現,這種操作簡單、成本低廉的基因剪輯技術,使基因療法重新贏得大眾的矚目。

2017年8月,《自然》 ( Nature ) 期刊刊登了人類醫學史上第一例,藉 CRISPR 將突變的 MYBPC3 基因於未分化的人類胚胎基因組中移除。該突變基因一般認為是家族肥厚性心肌症的主要病因。在患者尚未出生前,根除可能造成心臟結構異常的遺傳因素,可以說在實際意義上治癒該遺傳疾病。然而這看似前程錦繡的醫療突破,卻也無可避免地面臨倫理上的質疑。

或加劇貧富階級的對立

「事實上,這種動輒百萬的研究毫無醫學上的必要性。這些資金大可針對相關疾病來發展更有效的治療方法。」前分子生物學家及獨立監督團體「人體遺傳研究警哨」 ( Human Genetics Alert ) 創辦人大衛.金 ( David King ) 博士在英國衛報的社論中寫道。

他認為:即使立意良善,現有的市場經濟最終也會促使基因編輯技術轉向「訂製嬰兒」的目標發展,令富裕階級最終能設計出包含長相與其他可能如智商、性格與性向等特徵皆盡如所好、符合他們理想中的下一代。倘若來自富裕階級的第二代在生理上也享有更多優勢,所謂「人人生而平等」不過是個笑話。

美國國家科學院 (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NAS ) 珍妮特.羅珊 ( Janet Rossant ) 卻認為現在擔心基改嬰兒的議題還為時尚早:「對於大部份的性徵,我們並不十分了解其所對應的基因,更遑論哪些可以被用來做為基因改良工程的標的。」

醫療商品化與市場經濟的兩難

金博士的言論主要建立在兩個前提之下:一、我們缺乏嚴謹的規範與監督機制來預防人體基因編輯技術可能的濫用。二、我們能為所有的遺傳疾病找到其他更有效率且低倫理爭議的治療方法,只是我們是否願意投入相對的成本。

即使基改嬰兒尚只是反烏托邦小說中的情節,卻絕非天馬行空的臆想。現有的試管嬰兒與代理孕母機制,便存在人們競相高價競標「優良」精卵捐贈者的現象,也不乏遠渡重洋在相關規範相對寬鬆的國家尋求代理孕母的案例。

但若我們真的將市場經濟列入考量,金博士的前提或許也該重新評估。在醫療商品化的大環境下,某些遺傳疾病因太過罕見,除了政府經費的挹注外,無論在學術或現實上皆缺乏足夠的誘因以吸引研究人才。即使偶有成果,乏善可陳的收益與難以回收的成本也常令藥廠退避三舍,使後續的商品化舉步維艱。如此一來一往、輕重權衡之下,一個高效率、低倫理爭議的替代方案不一定存在。

嚴謹的監督與倫理審查制度當然是必須的

羅珊與其他共同作者在  NSA 一份關於人類基因體編輯技術的報告中如此強調。但現有的規範也絕非如金所言僅供參考而已。美國食藥署現有針對藥品或醫療用品的審查機制亦可擴大適用於基因編輯技術在人體上的試驗。而對於那些並非明顯為治療或改善特定疾病與生理障礙的試驗或許從一開始就不會在審查委員會上通過。

金的言論也過分簡化了其中可能涉及的倫理問題。例如被金稱為「訂製嬰兒」濫觴的一例三父母試管嬰兒案例。基因編輯技術是該對父母唯一防止母親一方的一種罕病基因遺傳給下一代的方法。而在這之前,他們已因為同一遺傳疾病失去三個孩子。認為他們應該有所自覺地節育或任由他們的孩子在成長過程中因病況發展而死去,都可能引起「剝奪生育權」或「優生學」的倫理爭議。

 

參考資料

  1. Ma, H., Marti-Gutierrez, N., Park, S., Wu, J., Lee, Y., & Suzuki, K. et al. (2017). Correction of a pathogenic gene mutation in human embryos. Nature.
  2. Lee, A. (2017, August 3). Gene editing isn’t about designer babies, it’s about hope for people like me. The Guardian.
  3. Geib, C. (2017, August 9). Expert argues that gene editing will widen economic class cap. Futurism.
高敬堂
高敬堂 49 文章
實習編輯。生物學學士,哲學碩士,主要研究興趣包括:演化倫理學、後設倫理學、生物學史與生物學哲學及科學哲學。除英語外,正積極學習德語、法語、阿提卡希臘語及古典拉丁語,為往後研究之路作準備。